大同地區(qū)所見北魏牽駝胡人形象，是當時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。筆者仔細觀察其著裝、帽飾和面部輪廓等外在特征，結(jié)合史書中的記載，認為在北魏平城時代，這些牽駝而來的西域胡人應當是龜茲人，反映了當時平城與龜茲的文化交流。

　　大同地區(qū)北魏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牽駝俑和胡人牽駝壁畫，是當時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。這些牽駝胡人的著裝、帽飾和面部輪廓等外在特征，與胡人形象有所不同。筆者擬就此展開論述，對這些牽駝胡人進行進一步考證和論述。

　　大同地區(qū)所見牽駝胡人形象，主要有3處。司馬金龍墓出土一組胡人牽駝俑，胡俑高27.3厘米、寬7.7厘米，駱駝高31.5厘米、長29.5厘米。胡人圓眼高鼻，頭戴尖圓頂帽，身著圓領窄袖長袍，側(cè)擺開衩。下著褲，褲口束于長靴內(nèi)，腰系紅帶。頭部后仰，右手平舉作牽引狀，側(cè)身仰視駱駝。

　　云州區(qū)陳莊北魏墓出土1件胡俑，僅存上半身，殘高8.2厘米、最寬5.7厘米。頭戴方圓頂帽，身著右衽交領窄袖紅色上衣。頭部后仰，深目高鼻。其形態(tài)和姿勢，與司馬金龍墓出土胡俑如出一轍，結(jié)合墓中伴出的陶駱駝（殘長13.3厘米、殘高12.3厘米），可以判定這件陶俑也應為一件牽駝胡人俑。

　　文瀛路壁畫墓北側(cè)棺床立面繪制胡人牽駝的形象。胡人深目高鼻、卷發(fā)，身著圓領窄袖長袍，腰束帶，下著長褲，足蹬長靴，右手舉鞭，左手執(zhí)韁側(cè)身回首，牽一頭雙峰駱駝。

　　在《魏書》和《北史》的記載中，當時產(chǎn)駱駝的西域國家有龜茲、于闐、焉耆、迷密、波斯、吐呼羅、副貨、嚈噠、康國等。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時間里，這些國家大多遣使至平城，向北魏王朝進貢。但明確指明進貢駱駝的，一為“（太和二年）秋七月戊辰，龜茲國遣使獻名駝七十頭”，一為“（太和二年）九月丙辰，曲赦京師，龜茲國遣使獻大馬、名駝、珍寶甚眾”。而除此之外，關于駱駝的進貢，僅見迷密國于正平元年（451年）“遣使獻一峰黑橐駝”。這種記錄的指向性，說明龜茲應為當時向平城進貢駱駝最多或最主要的國家。

　　《魏書》記載，龜茲共遣使于平城10次。除了其進貢駱駝的記載，還提到“世祖（拓跋燾，筆者注）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，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(zhàn)，度歸擊走之，斬二百余級，大獲駝馬而還”，“（呂）光至龜茲，王帛純拒之……光以駝二千余頭，致外國珍寶及奇伎、異戲、殊禽、怪獸千有余品”等。由此看來，龜茲此地盛產(chǎn)駱駝，且在北魏時期向中原大量輸入，是確定無疑的。

　　縱觀大同地區(qū)所見北魏時期牽駝胡人的形象，多頭戴尖圓頂帽，身著窄袖長袍，腰束帶，下身穿長褲長靴，頭部后仰看向駱駝。胡人所戴小帽，帽沿處有一圈裝飾，似表現(xiàn)帽沿翻折后的紋理，形制與北魏墓葬中常見的人物俑和胡俑所戴帽子差異較大。在克孜爾石窟第14窟主室券頂東側(cè)壁菱形格本生畫馬壁龍王本生故事、第17窟主室券頂東側(cè)壁菱形本生畫薩博迦燃臂當炬本生故事和第38窟主室券頂東側(cè)壁菱形格本生畫薩薄燃臂本生特寫中，可以看到與此衣著、帽飾相似的人物形象，對于帽沿翻折的表現(xiàn)也如出一轍�？俗螤柺�窟第14、17、38窟的年代，下限在6世紀前期，與北魏平城時代相當，反映了其共通性。

　　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，陳莊北魏墓出土的胡人俑和文瀛路壁畫墓所見胡人形象，額頭處可以明顯地看出其扁平的形態(tài)，而同墓出土的其他人物俑額頭均飽滿圓潤，這應當是工匠制作時有意為之。額頭扁平的形態(tài)，與克孜爾石窟第14窟和第38窟所見龜茲人頭部特征一致，當是龜茲人“以木押頭”習俗的體現(xiàn)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一“屈支國”條：“其俗生兒以木押頭取扁……”，明確記載龜茲國有對幼兒“以木押頭”的習俗，目的是為了“取扁”�！缎绿茣�·西域傳》也載：“龜茲，產(chǎn)子以木壓首”。蘇巴什佛寺西寺遺址中部佛塔之下的墓葬中發(fā)現(xiàn)的女性頭骨，額部和枕部明顯斜扁平，有著明顯的人工改形特征，證實了龜茲人頭部變形的習俗。

　　由此看來，大同地區(qū)所見牽駝胡人的國別，當是龜茲國人。從龜茲到平城，相去萬里，龜茲人翻越千山萬水，攜帶駱駝而來，向北魏王朝進貢。這一場景被記錄在史書、陶俑和壁畫中，成為互相交流的見證。平城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牽駝俑和壁畫，其服飾、帽飾和面部形態(tài)，都生動地刻畫了當時龜茲人的形象，印證了龜茲進貢駱駝的史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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